西方人物铜雕的渐进到突变

西方人物铜雕塑从一开始便以人体造型为核心,人体艺术形象的变迁几乎可以看成是雕塑艺术发展的缩影,特别是通过对相同主题的艺术作品的对比更能直观而清晰地反映出铜雕塑艺术形象由渐进到突变的这一趋势,由此得以把握西方人物雕塑艺术发展的进程。

19世纪之前的西方雕塑艺术总体上都属于古典艺术，人物造型具象写实，遵循以“对立方式保持躯体平衡”的希腊准则，追求和谐、崇高的美感，从理论根源上讲是根植于模仿说，即认为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形象的真实与否是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从多纳泰罗的《大卫》到贝尔尼尼的《大卫》，尽管每一尊大卫也都能体现出其所处时代的创作风格及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才能，从文艺复兴初期以真人比例颂扬人体美的大卫，到文艺复兴盛期具有永恒英雄气概的大卫再到巴洛克时期具有强烈动感的大卫，但大卫始终是大卫，是那位睿智、健美的以色列王。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雕塑流派迭起，风格迥异，整体呈现出象征性、表现性和抽象性的倾向，艺术家们开始追求新形式、新观念与新价值。罗丹作为古典雕塑与现代雕塑之间的承接者，以鲜活的形象诉说着人世间真挚的情感，他既主张要服从自然，同时又认为要歌颂自己的灵魂，这无疑为现代雕塑家们竖起了一座灯塔。因而到了布朗库西手中，这情感得以更简洁、纯然的形式展现，可见雕塑家将形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赋予了形式相对独立的意义，使雕塑艺术绽放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风采。当然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人物雕塑艺术由渐进而突变的发展过程印证了艺术史进程与人类文明进程一样并非匀速，而是更像河流般时缓时急。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家创作所受外在因素的限制越来越少，自由度越来越大，由具象写实而抽象象征，鉴赏的难度随之增加。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此这般留给欣赏者想象的空间却愈发广阔，对作品的阐释变得更加多样化，这也为欣赏者提供了更为自由、更具趣味性的氛围。